来源：凤凰卫视
近期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通知，经过谈判，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这17种药品涉及非小细胞肺癌、肾癌、结直肠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等多个癌种。与平均零售价相比，降幅达到56.7%，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市场价格，平均降低36%。抗癌药降价进医保的新一轮谈判将会极大减轻中国肿瘤患者的用药负担。
就此问题，凤凰卫视《大政商道》栏目专程赴深圳科诺医学检验实验室，采访了新华社瞭望智库中国医药国策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个体化细胞治疗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主任、深圳科诺医学检验实验室执行董事刘沐芸博士。
问：最近，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通知，将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与平均零售价相比，17种药品的平均降幅达56.7%。对于17种抗癌药“半价”纳入医保目录您怎么看？抗癌药入医保后将为患者减轻多少负担？
答：对普通老百姓来讲，当然是个好消息啦。不仅可以解决救命药贵的问题，还表明有正规的供应渠道，正规的渠道意味着质量保障。我一位同事的妈妈就患有肺癌，现在吃的治疗药就是进口药（奥西替尼），一个月的花费是5.1万元人民币。看到这个政策后，她很高兴，自己按照目前国家公布政策的降价幅度计算，每个月费用将会是1.53万元。从过去的5.1万元/月降到1.53万元/月，这个降幅还是很大的。政策真正落地后，对有需要的老百姓家庭来讲，会是一个较大的减负政策。
问： 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或地区市场价格，平均低了 36% ，更有单品更是砍出了全球最低，为什么中国的谈判价格会比周边国家或地区要低？
答：中国是人口大国，大市场是我们的谈判筹码，充分体现了我们在集中采购临床急需药、救命药方面“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展示了国家层面统筹“大市场、大需求”的组织动员能力。国家层面的统一采购，尤其是世界第一大人口国家的集中采购，任何一个创新药生产商都不会无动于衷，如此大规模的持续稳定采购，对国际大药厂来讲也是一种规模效应，稳定的资金回收源，更重要的是，是真实世界中大规模临床使用后的临床数据反馈，进一步增强了这些药厂的研发动力。对老百姓来讲呢，国家议价采购，不仅是价格的优化，更是质量的保障，稳定的供应；对厂商来讲，是稳定的销售，大规模临床应用数据的反馈，研发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形成良性循环，多方共赢。
问： 在这 17 种谈判药品中，有 10 种都是 2017 年后上市的超新药。专利的存续期较长，通过医保对这些优质创新药的战略性购买，会否起到推动中国医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以研制更多更好的创新药？
答：我想应该会是一个比较良性的促进因素，起码让大家看到了：真正的好药大有市场，有稳定的营收预期，给临床医生提供有效的工具，解决患者的问题，实现价值，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非价值环节，这样药厂也就可以沉下心来专心研发、生产好药。假以时日，我相信，中国会涌现一批创新药研发、生产企业。同时，对临床医生也会是一个正面激励，医生可以专心看病、开药，依据患者的疾病治疗需要予以最适合的治疗方案，不用受到其它与疾病治疗本身无关因素的影响。
问： “ 谈判药 ” 落地难、难买到，一直以来都是患者担心的问题。以早前被纳入医保目录的赫赛汀为例，价格从 2 万多元降到了 7600 元。但在大幅降价的同时，全国范围内对赫赛汀的用药需求也在短期内出现了激增，多地出现了缺货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未来更多抗癌药将纳入医保目录，应该如何保障 “ 救命药 ” 的充足供应呢？
答：这种情况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1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基本的对市场条件的应对反应，就是通过控制供应应对价格下调，尤其是区域间价格不统一的情况存在时，这种行为反应会更明显。比方说，某个城市进了医保价格低了，但是另外一个城市没有进医保，按照原研价格，厂家在对自己产品质量、疗效有足够信心的情况下，会增加在高价城市的供应量，而对于价格低的城市减少供应甚至是不供应。2 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如果药品销售市场的竞争环境很复杂、不规范的时候，销售环节过于冗长、多余，厂家没有办法实现“薄利多销”的这一预期，厂家也会选择减少供应。3有可能是我们的医保支付比例的限制，比如说“药占比”的考核要求，医院为了达标，可能主动选择不采购该药。
当然，药品不是一个普通商品，不能纯粹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尤其是临床急需药、救命药，还有一个公共属性，所以需要政府的统筹与协调。这一次的机构改革，也充分体现出这一点。成立了国家医疗保障局，集中了医保支付、药品和医疗服务定价，以及医疗救助等有助于实现“医疗、医保、医药”联动的有关职能，在组织上保障了我们的谈判议价能力，这是我们能获得最优价格谈判成果的制度基础。
在国家层面对我国的大市场、大需求进行了统筹，制药企业看中中国市场，采用“以价换量”的策略，以降价换取销量，薄利多销实现规模效应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获得真实世界大规模临床应用的临床数据反馈，激发了药厂稳定供应的内生动力。因为现在西方国家有这种“创新药多但病人少”的情况。
而国家医保谈判采用的是“以量换价”的策略，用大的采购量换取最大限度将价格降下来的同时，建立数据库评价支付、临床诊疗、供应等，发挥制度优势，协同高效，获得稳定供应来源！可以形成药厂、患者、临床医院和政府采购、支付等多方共赢的局面。
问： 有专家指出，药品纳入医保后占用了 “ 药占比 ” 指标，医院为了完成降低药占比的任务，对新纳入医保的药品不再购进或限制使用，由此导致了高价抗癌药 “ 一药难求 ” 的局面。您怎么看？
答：确实有这种实际情况存在。这项政策本来的目标是为了“控制多开药，开贵药，所以会考核医院药占比”。比方说，一个患者住院，有住院费、检查费，还有药费，在它的计算公式中，药品费用是分子，医药总费用是分母。所以可以看到，医疗卫生改革的复杂性，涉及了多环节、多层次、多维度、多主体的综合改革，既要考虑供应方的积极性、还要调动临床使用方的能动性、也要统筹支付方的承担力，更要满足临床病人的合理诊疗要求，实现治疗目标。
问： 此前，包括上海、天津、重庆在内的 20 多个省市的卫生部门已明确，同意将第一轮准入谈判的品种不纳入药占比的考核内。在现行的条件下，为 “ 谈判药 ” 提供 “ 豁免权 ” ，能否解决谈判抗癌药落地难的问题？
答：应该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但最好是全国统一政策，统一考核，减少区域价格和支付的差异。最后，我还是想强调一点，真正降低肿瘤治疗成本，减轻肿瘤治疗负担，需要综合施治，药品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就同我们国家立志要降低肿瘤药价格一样，打出的是组合拳，才能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药价的降低。我刚提到的我的同事，她告诉我，现在算出来的，确实是药价降低了很多，但她什么时候能真正用这个价格为她妈妈买到药？以及吃了抗癌新药后，她妈妈的治疗效果会如何？整体治疗成本会降低多少？